《社區總體營造》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授課教師:井迎瑞、陳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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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文章administrator » 2004-03-05, 06:46

馬拉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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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Fri May 16, 2003 10:54 pm Post subject: 《社區總體營造》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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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在兩年前寫的一篇有關 社區總體營造 的文章
希望寧與大家討論

《社區總體營造》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文/馬拉伐右


社區團隊與災區
  1999年9月21日,台灣中部發生了近百年罕見的大地震,地震之後,除了政府的力量進入災區之外,另外還有一股不容忽視的民間力量,就是台灣所稱的『專業社區工作團隊』。關於這些台灣社區團隊的形成原因,有其背景因素,容後說明,先就災後這些團對進入災區所引發的一些現象談起。
  災後大量的民間捐款湧入災區,此時又面臨到總統大選前的曖昧不明,各方勢力都深怕這些資源成為對方陣營的選舉資源,所以都互相抵制對方使用這筆資源。在這個同時,有一些看似公正客觀的小團隊進駐災區。於是這筆資源的大部份,就依循著災後社區再造的各種名目,化為很多筆的小資源仲介給了這些災後進入中部災區的小團隊。
  而這些錢的使用上,有絕大部分是用在非實體建設上,這些企畫案大多以心靈重建,社區意識重塑,或打造社區新文化......等為名目,來使用這筆資源,其具體實行的內容有創辦社區報,社區戲劇工作坊,影像工作坊,或是一堆奇怪名目的活動,而直至最近這些活動更是大膽的從災區慢慢的移往都市,在九二一週年之際,當災區有些部落連基本的安置都尚未完成之時,都市中居然把這些捐款拿來舉辦一些追悼性質的音樂會,而這一些活動的舉辦也都和這些所謂的專業社區團對或多或少有一些關連。
  或許從字面上無法體會專業社區團隊與災後重建和社會運動到底有什麼利害關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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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稚霑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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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Thu May 22, 2003 12:03 am Post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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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 卻是典型悲劇
2003.05.20 中國時報
◎張世雄

當前正肆虐台灣地區、重創台北縣市的非典型呼吸道症候群,凸顯了我們所面臨的「現代經濟學的典型悲劇」。這種集體化的近利短視和驕縱自滿所造成的種種非理性資源配置和決策,難以窮盡。
醫院或百貨業在維持業績的壓力下,理性選擇隱匿疫情的嚴重性;堆積如山的土洋口罩,卻無法在市場上買到一個;疫情緊迫到各地拉警報,才發現公共衛生系統和醫學院早已搭上醫療市場化列車,放棄了不賺錢的防疫體系(還有醫院分級和醫藥分業);地方社區對政府作為的高度不信任,只是激勵了集體在地的自衛性排外抗爭;當我們緊急需要有效動員的政府組織時,才看到總是高倡企業化經營的政府團隊一再地顯得無心、無能和無力。由於病因是來自過去經濟成長後的自滿和追逐短期競爭力的心態,姑且稱為「典型的自作孽(T-Tie)症候群」。

從利潤極大化和資本累積的個別佔有慾望出發,現代市場社會並不假定人們會有愛心或善心去從事勞動生產和買賣交易。也就是說,不賺錢的或是利益無法由自己獨享的事業,終將被消費者至上的市場機制所淘汰。但這樣一來,有許多對集體生存非常重要的事物和價值,就無法在高度個人主義的市場社會中產生。因此經濟學家們提出公共財理論來說明政府的職責和功能,如較早的國防和治安。隨後,制度經濟學者指出個體自利活動對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共同悲劇,凱恩斯則發現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導致社會投資的不足、有效需求的萎縮和缺乏就業機會的大量失業後果。這些典型的共同悲劇導源自缺乏短期消費者需求或沒有賺頭的事,就會沒有人要做。政府職責之一是藉由管制性干預,調整和改變市場的誘因結構,來減少共同悲劇發生的可能。
難題是如何決定什麼才是重要的和需要被保護的事物。防疫事務有時是重要的,特別是在瘟疫流行的年代裡。然而一旦人們暫時找到了因應瘟疫的有效辦法(如疫苗),且在相當長的時段中沒有受到傳染病的威脅,就因自滿和沒有明顯的利益可圖,而遭到市場配置機制所忽略。
連戰先生最近不斷透過宣傳廣告說「這是一場看不到敵人的戰爭」,卻看不到真正的敵人就是自己:經濟成長下的自滿政黨和富裕階級。由他們政黨所推動的「經濟成長才是唯一的國家職責」起,開啟了台灣這段經濟學典型悲劇症的不幸病程。要我們「不要忘記把愛散播出去」,只會是種推卸責任的風涼話。然而將這場典型悲劇推上高峰的,卻是由專業階級組成的新政府(選舉)團隊,及其重視短期績效監控的新管理主義意識型態和「不要在我任期內」的責任轉移行為(每四年改選的惡果之一)。他們是國家企業化和政治消費化的執行者,市場也成為決定事務重要與否的唯一標準。
相對於資本階級和經理階級獨佔優勢的工業社會,以社會改革為運動號召的專業階級則在後工業社會中取得了政治和文化資源,成為勞動階級和劣勢群體尋求正義和保障的代理人。然而就在專業階級取得政治和經濟相當優勢之時,其利益結構轉為維護既得的優勢,因此開始和資本階級與經理階級妥協結合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利益集團(即新中間路線),從而與福利和社會改革分道揚鑣。階級利益重組的結果,是政府部門的去公共化、企業化和市場化,並轉由大眾承擔倍增的規費、罰款和公債,去填補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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