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語片倉庫到紀錄片教室──(上)

授課教師:井迎瑞、陳品君

版主: 紀錄所所辦, jiing, penjuin

從台語片倉庫到紀錄片教室──(上)

文章administrator » 2004-03-06, 10:51

esther



Joined: 24 Au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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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Tue Jul 22, 2003 1:52 am Post subject: 從台語片倉庫到紀錄片教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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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電影資料館決定不辦國際影展那時候,有很多的朋友、同
仁,都覺得很不習慣,因為已經習慣那種色彩光鮮亮麗的,習慣去膜拜
,去教堂膜拜電影藝術。而我們把亮麗的東西丟掉,去搞那些名不見經
傳的,跑到地下室去搞灰塵,到陰暗的倉庫裡去挖,去找臺語片,大家
都覺得你不可思議,簡直是瘋了.....

從台語片倉庫到紀錄片教室
訪問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所長井迎瑞(上)
文/井迎瑞口述 陳亮丰採訪整理


《前言》今年四月,因為寫論文的緣故,我作了個小小的紀錄片採訪旅
行,其中在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停留了四天。音像所在1996年
開始招生,是台灣目前唯一的紀錄片研究所。走進音像所的走廊,你會
在佈告欄上看到一張和一般影像學校不一樣的課表:影像理論、創作課
程和社會運動、社區經驗、政治經濟學、文化批判..等等課程並列,在
台灣的藝術教育中,音像所清晰的性格使我相當好奇,為什麼會出現這
樣一個影像研究所?

那幾天裡,我訪問了一些紀錄片朋友,也採訪了學生口中的「老井
」--亦師亦友的井迎瑞所長。在烏山頭水庫矮丘陵的夕陽裡,所長講了
很長的故事,關於他自己的影像生命歷程,以及推動音像紀錄所成立的
想法。對我這樣一個紀錄片晚輩而言,他的敘述裡有種濃郁的歷史感與
源於本土社會情境的現實感,那是所長心中的紀錄片觀。茲將這段訪談
整理出來,分享給關心本土紀錄片的朋友。

■從火紅時代到台語片倉庫

井︰我覺得紀錄片在臺灣,這十幾年來累積了一定的經驗與期待。
紀錄片作為記錄社會變化,同時批判社會弊端,作為表達意見的工具,
這樣的共識已經慢慢形成,我覺得有必要將各方面在這想法上努力的人
結合。實際上時機也恰好,剛巧有個成立學校的機緣,有人說要辦個電
影系。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各抒己見的時候,我覺得以臺灣現階段電
影教育的需要來講,迫切需要的是一個紀錄片學校,而不是劇情片學校
。再說劇情片在現在的電影教育中,已經是主流的,學校不辦民間會去
辦,總之比較有資源。而紀錄片卻一直在非主流的地位,沒有資源,大
家對它也不了解,再說紀錄片是我們社會需要的,長久以來與社會發展
緊密結合。所以我們就是想要有一個紀錄片學校,有了這樣的共識。

陳:聽你這樣說,我可以了解把資源往紀錄片學校發展的原因。可
是我還是很想問,紀錄片學校有別的可能,可是音像所一開始就把紀錄
片學校導向社會改革的方向,很清楚就要做這種的。我很想知道你曾經
受過什麼樣的影響,或者曾經看過這樣的學校嗎?或者是否經歷過紀錄
片與社會改造結合的歷程,而累積了你的觀點?

井︰怎麼說呢?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對臺灣很關心。在回臺灣的
前後,曾經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在1985-1989,想要拍攝一部叫做「臺
灣製造」(Made in Taiwan)這樣的一部紀錄片。那時候有很多的產品銷
到國外去,所謂的臺灣製造,到底製造什麼?誰來製造?為什麼製造這
些東西,我想用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談臺灣究竟是什麼?

回臺灣之前我拍了好幾年,回臺灣又陸續拍了幾年。所以對於紀錄
片我有直接的經驗,雖然這些片子一直到現在還在那裡,沒有被弄出來
。Made in Taiwan 這議題是非常有趣的,我是倒著拍的,拍銷售到美
國的產品,一直拍回到臺灣。後來回到臺灣,臺灣社會變化太快,應接
不暇,我又一頭埋入行政,停不下來,所以這作品一直沒有剪出來。每
次搬家就抱著那些底片跑來跑去,現在又抱到臺南來,很希望有時間把
它剪出來。我總覺得有點慚愧,可是又覺得不用慚愧,到今天把它剪出
來,搞不好還更有意思,有些東西雖然改變了,可是和現在一對照,又
增加些深度,我希望未來可以把這個片子完成。

在我的創作經驗裡,拍的東西都和社會脈動有很大的關係,總希望
有什麼角度來看台灣社會,表達我的意見,這種感覺一直很清楚,那是
我自己對於紀錄片的認識。再加上我在80年,在UCLA的時候,花了蠻長
的時間,去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 (所謂的第三電影和第三世界國家
的紀錄片)。發覺這些影片很符合臺灣現實的問題,這幾年臺灣只是賺
了一些錢,就忘了自己曾經是個第三世界國家。我在國外讀書那幾年,
注意到資本主義強權國家,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掠奪,造成了許多社會
問題都是一樣的。不管是拉丁美洲,或者是中東,非洲,亞洲,都一樣
的。表面上這些國家好像給予第三世界國家財富上的資助,讓他們可以
受教育啦什麼的,事實上對整個第三世界的社會,文化,造成許多無形
的掠奪與破壞。

那時候我們也關心臺灣當時的社會運動,針對一些時事,透過捐款
、批評啦,在海外參與。我覺得有必要把第三世界的影片帶回臺灣,那
時候我和一些好朋友像王菲林、吳正桓等人,一起鑽研第三世界國家的
問題,討論第三電影的觀念,也寫一些文章。就是那時候蒐集了許多資
料、紀錄片、電影,把這些東西送回來臺灣,作為教育的素材,讓臺灣
的朋友可以看到。所以後來,不知道你記不記得,1987年我們找了幾個
單位辦了第三電影展,找了當代、人間、文星、南方等團體一起來辦。
那些片子都是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從海外偷偷摸摸地運回來的。

陳:那時候要偷偷摸摸的?

井:當然要偷偷摸摸的(笑)。那是解嚴之前,我經常會拷貝一些
片子,還要把錄影帶盒子拆開,把裡面的帶子膠卷拿出來,再托朋友帶
回臺灣。包括像綠色小組的王智章,我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我曾經托
他帶了個茶葉罐回來,茶葉罐裡面都是好片子。

那時候臺灣社會還是蠻壓抑的,可是我們感覺到臺灣要動了,要變
了,就有種很急切的想法,想要貢獻一些東西,所以帶了不下百部的片
子回來,有時候校園裡會聽說有些不知道哪裡來的片子在放映,事實上
都是我帶回來的片子。可惜這些年來,這方面的素材沒有人繼續累積,
所以總是停留在當時的狀態。第三電影的教材,像【露西亞】(Lucia)
,或者非洲的東西像【禿鷹之血】,還有不少文章,或者像李尚仁翻譯
的第三電影的早期文章,就是我帶回來的那些資料。所以你問我對電影
的期待,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想法,就是要社會實踐,表達意
見,那時候我就是蠻清楚的。

我帶回來的那批東西,現在可以說是落伍了,但是現在去也找還是
那些。包括97年電影資料館翻譯的第三電影的書,也是我幫忙推動的事
情。我是很努力想去累積,可是因為時間不夠,弄不出個太大的名堂來
。我一直想把影像作為社會改革的工具,回臺灣之後,我也拍社會運動
,尤其是工運拍了很多。但很不幸我一直都在行政工作上。我曾經和鄭
村祺拍了不少工運現場的紀錄,因為在當時我算是很早出國學電影的,
臺灣會用電影作為社會改革的工具,那時候還沒有成為風氣,比較少人
擁有這個工具和技術。拍到後來,說是很幸運也是不幸,我就是一直在
做行政,越陷越深終於不可自拔,後來人家就是把我定位在行政,就越
抽不出時間,也沒有資源拍東西。工運的底片一箱一箱的,就是沒有辦
法成為作品,會因為需要而剪一小段給人家,可是一直到現在,所謂的
某某人的作品,可以去參加影展,這個就沒有了。(苦笑)

我一直在做行政,先是在世新,後來又到電影資料館。電資館八年
,事實上一直在延續我對電影藝術的認知。這八年很辛苦,但現在回頭
看,那個輪廓還很清楚。做多少是其次,可是做的心力很清楚。事實上
我做的一直是非主流的東西,一直希望用影像來表達一種意見,透過我
的工作來表達一種意見,想要改變一些社會的現況。就算是電影資料館
這很冷門的單位,好像和改造社會沒有什麼關係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出
這個跡象:就是在為某些弱勢的東西做平反,八年來就是在做個。把不
被重視的史料,不被重視的電影,把臺語片的歷史挖出來,加以整理成
可以理解的東西。我們想重新建構本土電影的一種史觀,讓民眾有機會
透過這些影片,重塑本土歷史的記憶。否則的話,我常覺得臺灣的人實
在太可憐了,連回憶的機會都沒有。他住過的地方,說拆就拆,用的東
西,說丟就丟,所愛過的東西,說被淘汰就被淘汰,回過頭來,他只是
抱了一些金塊,站在一個廢墟上,連一點回憶的機會都沒有,蠻可憐的


所以我是樂此不疲啦。這也就是我當初為什麼在1989年,剛到電影
資料館的時候,就決定把辦了十年的國際觀摩影展割捨掉不辦了,交給
金馬獎執委會。正因為那時候,電影資料館的資源很有限,電影圖書館
根本就沒有什麼錢,也沒有人,但是要做事情,你必須要選擇重點。我
覺得一直去搞國際影展,一直重複歐美的美學與價值,沒有辦法建立自
己思考的主體性。我也知道辦國際影展,對電影資料館來說是名利雙收
。你想想看那種經驗,大家都排隊去買票,可是很容易被那種假象自滿
,很熱鬧沒有錯,但是對臺灣社會的實質,有多少幫助嗎?

這真的要認真想一想,在階段性來講,國際影展確實開啟了一扇窗
口,在資訊還很封閉的時代,透過國際影展可以看到國外的世界,這是
很好沒有錯。問題是邁入八○、九○年代,還沒有建立自己的歷史觀的
話,我們就永遠是殖民地而已,永遠是人家的一個市場罷了。所以這樣
的想法,和我年輕時在弄第三世界電影的想法一樣,根本是一套的。所
以才會做這樣的選擇,就不辦國際影展了。說不辦那時候,有很多的朋
友、同仁,都覺得很不習慣,因為已經習慣那種色彩光鮮亮麗的,習慣
去膜拜,去教堂膜拜電影藝術。而我們把亮麗的東西丟掉,去搞那些名
不見經傳的,跑到地下室去搞灰塵,到陰暗的倉庫裡去挖,去找臺語片
,大家都覺得你不可思議,簡直是瘋了!但是,真正會去想所謂殖民與
被殖民議題的人,他一看就知道你在幹什麼。

就是這樣,在非常辛苦的情況下去挖掘,把老片子整理出來重新推
出,讓民眾有機會接觸老電影。沒有想到這一看不得了,也許是情緒壓
抑了太久了,隨著影片宣洩出來,我自己看了都嚇了一大跳,觀眾的反
應之熱烈。就是說,證明了自己的判斷沒有錯,因為你切中了時代的脈
動。臺灣經濟主導了發展,是獲得了很多,但也失去了更多。所以說資
料館這八年做了很不一樣的事業,就是從第三電影這樣的理論出來的。
它所思考的,就是殖民與反殖民這樣的問題,所作的就是為了這個時代
裡的弱勢平反。

所以你說關於電影藝術,我當然尊重它有表達個人情感的價值與創
作類型,但是對於我自己現階段來講,我還是覺得,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社會改革的工具。也是因為在電影資料館有這樣的經驗反省,然後又有
機會在這學校要成立的時候,被請去做些發言,所以討論的時候,我把
自己的想法和經驗提供出來。我認為現階段,紀錄片是符合臺灣需要的
,最能夠和臺灣社會的脈動結合,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個,它可以做記錄。臺灣社會變化太快了,在這樣快的速度下
,幾乎沒有辦法留下什麼資料。我在做電影資料館的館長就有這種深切
的體驗,一直覺得沒有資料,沒有資料就不能有自己的研究和見解。所
以紀錄片對臺灣這麼快速變遷的社會,可以直接去做記錄,先不要談改
革,起碼讓這個社會先有記錄。

然後,第二點,它是人民表達意見的聲音。它最方便嘛,就像你提
到的,當工具越來越輕薄短小,越來越便利,人民可以很輕易地拿起這
個工具,把他想的、看的,表達出來。在社會變化的當中,他可以有一
個方式直接參與這個變化。他不會永遠是局外人,他也是製造歷史的一
份子。這事實上對臺灣民主化的歷程,是有正面意義的。民主就是要表
達意見。這個就可以訓練人民有表達的、參與的能力。

再來就是(第三點)層次再高一點,就是我們談到的社會的改造。
攝影機提供了一個途徑,不見得革命就是要流血,攝影機就是一桿槍,
一支筆,攝影機可以記錄,傳播,更可以擴大再生產,累積人民的經驗
,改變一些事情。因為這些想法,我覺得紀錄片在臺灣現階段,比劇情
片更需要。

年輕的時候很單純,傻傻的,就是傻的可愛,那時候沒有想到自己
要幹嘛,只有想到臺灣,要為臺灣做什麼。那時候覺得臺灣需要這個,
就花了好幾年到處找啊,拷貝啊,買啊錄啊的,事實上在美國就已經做
了個資料庫,在那裡的校園裡大家就輪流去看,好多老朋友都還記得這
種事情。(待續)

下期預告:不要錯過哦!在採訪的下篇,井迎瑞結束八年的館長生涯之
後,毅然收拾行囊離開台北,住到台南縣官田鄉烏山頭水庫旁還在施工
的台南藝術學院,安靜地推動本土第一個紀錄片研究所。然而第一次看
到學生們的作品時,他感到錯愕,難道,火紅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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