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複製的悲情】來自告別妒恨部門

版主: em660

【筆記:複製的悲情】來自告別妒恨部門

文章890901 » 2004-04-30, 17:03

黃同弘 寫道: "

「我很好奇那些在總統府前抗議的人的心態是怎樣的?」
「悲傷!」無關公義、無關民主,我的回答超乎我預期的簡短。
「如果他們知道50年多年前發生在台灣人身上的歷史,他們今天還能悲傷的起來嗎?」
--與網友豆妹的MSN

在視窗的跳動中,我依悉看到豆妹說她開票當晚整夜待在一個地下電台的激昂情事、還有她回憶她上次德國與白俄羅斯的行程、所見所聞關於猶太人被屠殺的記憶、關於德國媒體以怎樣的姿態不斷反省那一段歷史……而我不再發言。那些走上廣場的人全是殺人者的後人或是代理人,而被害者的後代不要忘記過去歷史的悲傷啊,是嗎,這是妳的意思嗎,我們其實都還在持續57年前那場戲碼,有人太入戲,有人還是沒看懂嗎?

在我的閱讀經驗中,關於猶太人的書寫佔有很大的一個位置:一整個世代知識份子的流亡與法蘭克福學派;普利摩李維集中營的經歷與法蘭克的意義心理學;見證的文學、歷史、與精神分析;以及猶太人的歷史塑造甚至是薩伊德眼中的以巴關係與後東方主義。我習於從歷史中找出某些概念式的人物,從過往的文件中遍尋自我的意義;前者的概念人物予以我的是一種知識份子的圖像:流亡的、無國族的、邊緣的、對立面的,而後者的見證文件在我自身經歷中喚醒的是關於如何言說、如何記憶、如何茍活的未來提問。

之後我沒有再回覆豆妹任何的一個問號,或者我當下其實想批評的是「無意識的歷史誤讀」或者「自以為是的悲情」,還是我選擇的是封鎖連絡人豆妹,並且封鎖自我有任何誤讀或自以為是的可能。豆妹說了上述問句之後,我們沒有繼續談話,我兩夜不能成眠。

屠殺的表象與歷史的禁制
屠殺:屠宰、殺戮之意。五代史平話-梁史卷上:「黃巢陷長安,凡唐之宗室在長安者,盡行屠殺。」一種不對稱的、大規模的殺戮。可以引申為:以武力、政治或是經濟等的各種手段,一種有組織的大規模數字的人口毀滅,我們稱為屠殺。我想到的是:

  納粹集中營屠殺猶太人及其它族群(吉普賽人、同性戀者…)600萬人。
  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軍民30萬人。
  霧社事件,起事六社僅存200餘人。
  228事件國民黨軍隊武力鎮壓台灣,死亡1萬至3萬人之間。
  因奴隸買賣而於非洲本土、大西洋上及新大陸上死亡的非洲住民6000萬人。
  西班牙入侵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印加及馬雅帝國憑空消失。

首先是數字,無論哪一個數字甚或是根本無法估計的數字都是現存者難以想像的文明不堪。屠殺的手段有武力、監禁、強迫勞動、傳染病甚至是尊嚴的剝奪(沃爾夫:除了採礦勞動、貿易戰爭以及歐洲的傳染病,美洲人消失的原因還包括:「在這種大量的人力耗竭中,使他們嚴重喪失伸張他們賴以存活的人權的能力。」)。屠殺的原因有:爭取純粹日爾曼人的生存空間,軍事進攻中受挫而對敵國人民產生的報復行為,對人民反抗行為的統治鎮壓,帝國主義的貿易掠奪,以及從統治者角度來說不能估算與控制的意外(傳染病)。

當我陳述這些事件的同時,無論是以後人的閱讀還是生還者的回憶角色,我必須避免的是「見證的危機」,例如:歷史的簡化、回憶的篡改、心理機制的壓抑、人性的灰色地帶、甚或是語言的無力表達。我甚至必須準備放棄陳述,因為我極有可能扭曲了某段歷史,極可能因為論述的貧乏使訊息泛濫意義匱乏;我必須牢記,無論如何,這些歷史都還未被徹底解放,我們還不是被救贖的人。「只有被救贖的人類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換句話說,只有被救贖的人類,才可以不怕忌諱,引述過去每一吋光陰的事蹟。」(本雅明)當我們還不能徹底掌握歷史作為一種鬥爭場域,那歷史中的敵人還未曾失敗,我們已死的先人還依然受苦。而在言論被禁制的時代,我們對過去所能感受的僅是一種悲情。悲情可以是一種人類共通的情緒,也可以只是一種複製。

在猶太人死亡之前
猶太人:分布於西亞巴勒斯坦地區的游牧民族。為閃族的一支。曾建立以色列國及猶太王國,後為羅馬帝國所滅,數十萬人民慘遭殺害,其餘人口則被迫遷徙,散居世界各地。由於中世紀歐洲的基督宗教國家均極端排斥猶太人,猶太人無土地所有權,故多從事商業和金融業。流亡時,盡力衛護傳統民族文化、宗教,特別重視家庭生活、子女教育。(教育部國語辭典)

論述猶太人被迫害的歷史,不單只在納粹德國一時一地,在不同的過往甚至現在,從俄羅斯到英美,巨大或隱微的迫害還未曾完全終止。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存在著一種排猶的情緒,猶太人是:出賣耶蘇的人、投機商人、不潔的人…。有些概念的形成因為地域的差別而有所不同,例如18世紀維也納的猶太商人和東歐的貧困猶太移民就有完全不同的負面義涵。

「民族」做為一個概念的名詞,指涉血統、地域或文化相似的一群人,從16世紀起,因為民族國家的興起而開始有了政治力的想像介入,而在從19世紀中葉,「排猶主義」(anti-Semitism)開始有了政治上的明確指涉。因為中歐的政客們發現,面對經濟衰退,社會不義,把猶太人突出罪魁禍首可以有效的消弭反對政權的聲浪(塑造基督教文明主體與猶太人它者的二元對立概念)。而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對猶太人的醜化與屠殺則是國家機器發動的一連串的行政措施。排猶傾向是西方文明建築的一項重大缺憾,一項胡塞爾所言「歐洲科學的危機」之一;而猶太屠殺的罪行,則是某個政權(歷史鬥爭中依然鞭打我們死去先人的敵人)一連串的政治力虛構操弄與系統化屠殺。
想像、認同、虛構
政權者掌握著教育與歷史書寫的國家機器,在民主初步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對穩定國家統治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政權可以刻意隱瞞某項歷史事實(如:228的禁忌)而取得統治的合法化,它可以使用愛國教育如漢賊不兩立的思維來維護政權,以「現代的民主的中華民國」對抗「傳統的專制的共匪」,正如同排猶運動中的「基督徒」對「猶太人」,都是同一種非此即彼的符號操作。

我們習慣以解嚴作為告別威權時代的象徵。「解嚴」,代表的不只是字面上解除戒嚴,恢復平常的狀態之意,它也義涵著人民取回過去歷史的權力,我們可以無忌諱地回憶過去的歷史。但在後威權時代的現在,「解嚴」絕不是一個斷裂的時間點,而是一個持續進行的解放過程,政治的解嚴、空間的解嚴、歷史的解嚴、論述能力的解嚴。我可以獨立地、自由的思想,行使我的意志,而這是一項未竟之業且應該不斷持續的志業。

後威權政府對過去政權有所批判也有所繼承,為了維繫政權的繼續存在,所有政治人物都會緊緊抓住論述的工具,威權時代的語法至今仍然有用,並且以語言符號的操作達至政治勢力的確立與再劃分。最有效的論述工具是二元對立的思維,從過去是「中華民國」對抗「共匪」,演變到現在是「台灣」對抗「中國」。

每一個二元對立的語言詞組都是一套權力的建構,卻也同時預藏有解構的空間。

台灣:民主的、悲情的、弱勢的…;中國:專制的、骯髒的、鴨罷的。當對外有效地操作出人民的同仇敵慨,同時也對內建構出非台灣人的它者。

非台灣人:不愛台灣的人、唱衰台灣的人、聯共賣台的人、錢進大陸的人、外省人、欺負台灣人的人、殺害台灣祖先的人、搶奪台灣人民主果實的人。現今政權的論述可以簡化出一個公式,反對當權者就是反對台灣、就是不愛台灣、就是出賣台灣的人。

有效的論述形成亦有相對應的政治壓迫與歧視:公務人員忠誠條款、大陸配偶身份證取得年限、國家考試台語命題、台籍優先拔擢慣例。與政治正確形成過程同時進行的,還有對悲情的動員,即使未曾經歷過去的新一代也可有效的複製悲情,動員悲情成為妒恨,妒恨意外產生不在控制中的言行:「222公園對某人吐的口水」、「國會裡指責某人應該滾回中國去的言論」。知識份子也身處妒恨之中,我們可以忽略階級的問題,可以無視於社會的流動、文化的多元,我們可以忽視一個族群在歷史變遷中早不復是階級的強者、社會的封閉群體、政治正確的精英,我們可以以知識份子的口吻平靜訴說:「對!那些輸不起的抗議者只是外省人的最後一搏」,「對!那些人並不理解過去台灣歷史的悲傷,所以他們也無權悲傷。」悲傷是有條件的,而無權悲傷的群體是因為必須一體承擔過去所有的罪行。

在這些訊息泛濫而逐漸使其背後的語言失去意義,符號操作的始作俑者退居宮闈之中,於是所有無權力的人都擁有了猶太人的悲情,同時也都得揹負身為納粹的羞恥。

「排猶主義」:虛構文化它者以鞏固政權,以岐視、壓迫及滅絕的政治手段對待它者,創造純粹(正港)民族的生存空間的政治方式;排猶主義從未在這個世界消失,即使在我們栩為民主進步的台灣。

告別妒恨
當以色列政權與媒體口徑一致地說:「在經過焦點式的預防作業後,一個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已被消除掉了。」我們在語言的混亂中遺忘巴勒斯坦人民被以軍殘暴地逐出家園,並眼睜睜看著親人被屠殺的事實,事實上若非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或美國猶太商社的努力遊說,納粹集中營的事實也已被遺忘;當然我們更不會注意昔日的猶太難民與今日以色列軍人的角色落差。

豆妹,我終於想到可以回覆妳的話了。

作為知識份子,德國左派對於過去歷史懷抱著永恆的鄉愁,他們念茲在茲,不讓德國社會忘卻屠殺的事實。當其時,他們曾是流亡者或是默不作聲的人,德意志的鄉土是他們終其一生的缺憾,他們對歷史的虧缺,他們反覆地提醒自我某個條件下也是納粹的共犯,他們得擔負未能阻止納粹興起的罪名。他們的深刻自省確立了整個當代德國文化的反省基調。

至於我,我不會說我是獲救贖的人,我所看見的當下,我們歷史中的先人還被囚禁著,被囚禁在一種論述、一種曲解、一種權力關係當中;327是「外省人的最後一搏」,319是「外省掛混混開的槍」,我死難的先人至今仍被囚困於記憶的意識形態中為政權的正當性效忠,我的先人在往後無數的苦難中,還將不斷地被虛構的子彈槍擊、被充滿恨意的郵包炸彈炸斷肢幹,即使他們是已死了的人。

我無權道他人的悲傷,我個人的悲傷複製不到廣場上的人身上,我也不明瞭妳的悲傷。我僅能召喚我們祖先的悲傷、血統的祖先、文化的祖先,他們是:流離的外來移民、日軍殖民統治下的無權者、在埔里死戰成仁的二七部隊、在川中島茍活的餘生、在南洋消逝殆盡的高砂義勇、失去工作的無產者、沒有健保卡的遊民;他們也是愛彈蕭邦的波蘭鋼琴師與他死盡了的家人、奧茲維茲的174517號及所有倖存與消失的人、薩伊德的巴基斯坦親人與沒有反抗權利的恐怖份子們、消失的美洲人、大西洋底的黑奴……;我會回憶他們的反抗,我會謹記站在權力的對面,我會緊守我理解歷史的能力,我會以我自己的名義持續進行說我的言說;即使在正義的灰色地帶、或者語言喪失意義的時空之中,我會牢記受害者的影像,並且避免有朝一日成為政權的共犯。

在那場語言、記憶與歷史論述的混亂中,德國人與猶太人終究會先後成為受苦的人;如果有幸取回書寫歷史的權利,他們將不會放過那個在背後複製日爾曼認同、操弄猶太符號、口口聲聲要創造純粹日爾曼民族的生存空間的政權。(2004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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