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資料館學---沙鴦之鐘(3)

版主: 紀錄所所辦

電影資料館學---沙鴦之鐘(3)

文章Jane » 2007-03-23, 10:28

摘自網路資料:


日本殖民時代的文化神話-以「莎韻之鐘」為例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 左宜恩


壹、前言

   風景秀麗的宜蘭縣五塔部落,矗立著一個飽經風雨侵蝕的紀念碑,碑上簡單的寫著:「愛國乙女莎韻遭難之地」。這塊碑跟附近的「莎韻橋」、「莎韻紀念公園」同樣紀念著日據時代的一樁悲劇,而這個單純的意外事件經過殖民政府的加油添醋,成了歌頌日本殖民的一齣神話,被媒體大肆報導,並收入於日本教科書中。而電影「莎韻之鐘」更是將莎韻塑造成一位勇敢而愛國的少女,這個故事至此已轉變為極具政治意味的宣傳品,成為殖民政府推行教化的一個利器,藉由莎韻身為原住民的特殊身分(日據時期反抗最為激烈者即為原住民),象徵台灣全島已完全順服於日本殖民統治,並將日本內化成具高度認同性之母國,成為日後推行「皇民化運動」之一大訴求。然而在統治者刻意的扭曲下,使得事件的真正涵義遭到掩蓋,而後世也不知不覺接受了此等「殖民史觀」,而對殖民時期的歷史產生若干誤解。
  本報告即從莎韻喪生事件著手,除就事實真相進行了解外,並就當時政府與民間所製作之一系列相關宣傳活動與文藝作品,探討日本是如何藉由殖民神話的建立,而達成其鞏固統治之目的,同時也經由類似事件(國旗少年、吳鳳殉難)的對比,使我們更能穿透這些殖民神話,了解其背後真正的意義。

貳、 事件始末

故事的主角莎韻 [1] ,為現今宜蘭縣蘇澳鎮南澳利有亨社之原住民,一九三八年九月,擔任利有亨社教育所的警手 [2] 田北正記接到軍方之徵召,動身前往中國大陸參戰,而莎韻及當地女子青年團 [3] 團長等人,則由於當時原住民部落內,有實行強迫勞役之制度,因而負責為田北老師背負行李 [4] 。一行人走到位於武塔社之南溪時,原先下著小雨的天氣已轉為傾盆大雨,而莎韻於渡過溪上架設之獨木橋時,不慎滑入溪中,而其餘人員立刻奔回當地警察駐在所通報,展開為期一個多月的救援行動,然而除了打撈起莎韻當時所背負之行李外,一無所獲。

莎韻於九月二十七日跌入溪中,而二十九日則由當時台灣第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一小則新聞報導,標題為「番婦溪流に落ち,行方不明となる」該報導簡單說明莎韻為了送別田北警手,搬運其行李下山經過南溪時,墜落溪中而導致下落不明 [5] 。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地方上之青年團為了紀念莎韻之遇難,舉行盛大的追悼會,當時除了莎韻的家人及當地青年團員、警察人員外,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長等重要官員都前往參加,甚至連當時正於中國大陸參加作戰的田北老師也拍發電報表答感激與懷念之意 [6] 。

十二月六日,時任台北州知事的藤田,因執行「番地巡視」任務而來到了利有亨社,被莎韻的故事所感動而前往其墓地祭拜,並贈詩一首,期勉該社青年團員們,能繼承莎韻的精神「進誠奉公」。莎韻遇難的故事,至此已經受到地方官員們的重視,然而僅被視為地方事件,並未引起全國性的廣泛重視。

參、 塑造殖民神話

一、 媒體報導與相關文藝創作

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九年)一月,流通全台的期刊《台灣愛國婦人新報》刊出一篇報導:〈番界銃後哀話-乙女サヨンの死〉 [7] 。作者加奈原楮從利有亨社接受日本「皇化」為開頭,將莎韻如何殉難直到藤田知事的贈詩一事,作了一個完整而詳盡的報導,此報導為第一篇詳盡報導莎韻遇難事件經過及後續發展,並探討事件意義的文字記錄,不過在這篇報導中,則強調莎韻是自願接受背負田北老師行李下山之任務,而非原先是為了服勞動義務之故。所以作者認為:莎韻此種自我奉獻犧牲的精神,實乃毫無缺憾地發揮日本女性既英勇又美麗的特性 [8] !此時,傳播媒體所塑造出的莎韻形象,已經悄悄的與日本軍人勇於赴戰而英勇犧牲作出結合。而一個月後,原作者則將原文加註日文假名,轉載於由台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臨時情報部所推薦之《台灣銃後美談集》一書中 [9] ,不過這事件卻仍然沒有引起廣大的注意。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由全台「高砂族」男女代表領銜演出的「皇軍慰問學藝會」於現今台北市中山堂,正式演出,蒞臨欣賞者包括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晚會中,由莎韻的好友松村美代子(亦為原住民,此為其日本姓名)以泰雅族語及日文演唱「サヨン少女お思ふ」一曲,獲得現場觀眾極大的迴響。長谷川總督也因此而了解莎韻犧牲的感人故事,而當場下令總督府理蕃課設法加以表揚 [10] 。

同年四月十四日,長谷川總督於台北總督府內,頒贈一只刻有「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銘文的銅鐘,及慰問金給予莎韻的家屬和利有亨社青年團團員。在致贈典禮中,長谷川期許全台高砂族青年皆能以莎韻「獻一命於軍國之愛國熱情,且盡事親之孝養的忠孝之心」之精神為榜樣,將莎韻的善行永傳於世 [11] 。而隨後媒體也大幅報導莎韻親人於接受表揚後的感想,並且介紹莎韻遇難事件之詳細經過,而全台各地也開始一系列紀念莎韻的文藝活動,包括歌曲創作、戲劇演出等等。在當時「台灣話劇教育協會」的努力下,一齣名為「佳話サヨンの鐘」的活動紙劇(紙芝居,一種日本傳統藝術)巡迴全台演出,而一首名為「サヨンの鐘」的歌曲,更成為風靡於日本、台灣兩地的流行歌曲。而出身霧社事件日方遇難者遺族的名歌手佐塚佐和子,則於台灣舉辦「サヨンの鐘」一曲的巡迴演唱會,使全台紀念莎韻之活動達到最高潮 [12] 。

到了一九四二年,為了配合太平洋戰爭動員的需要,台灣總督府情報部資助民間業者(松竹映畫與滿洲映畫)拍攝電影《サヨンの鐘》,該片由當時的知名導演清水弘執導,並由知名影星李香蘭 [13] 主演,故事雖然以莎韻事件為基礎,但參雜許多並非真實情況之情節,拍攝地點也不在事發現場,而是在台中霧社地區,由於故事內容稍嫌冗長,因此票房不佳。

二、 編入教材與文字內的玄機

莎韻的故事除了被編成歌曲和電影流傳於民間外,也被台灣總督府編入當時的國小教科書中 [14] 。課文中首先描寫了莎韻故鄉「利有亨」村的美麗景色,十四歲的莎韻加入青年團後,雖先後歷經母親過世與父親重病的打擊,但仍然一方面協助兄長處理家務,另一方面仍不懈怠於公事,每天勤勉的完成各項勞動。隨著對華戰爭的節節勝利,整個村莊也熱血沸騰起來,每個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能為國征戰,而任職於教育所的老師接到徵召令後,莎韻便自告奮勇替老師背負行李下山,然而因為天氣日漸惡劣,眾人體恤莎韻的辛勞,紛紛勸其打消念頭,但莎韻仍義無反顧的擔負起此一重任。在出發的日子,莎韻等人先行下山,但是天氣突然轉壞,莎韻於渡橋時不慎滑落,從此失去蹤影。後來為了紀念莎韻,在利有亨教育所的庭院中,便立起了莎韻紀念碑及鐘樓,鐘樓內則為長谷川總督所致贈的紀念鐘,讚揚著莎韻的愛國情操 [15] 。

在課文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文中極力描述莎韻之「義行」乃出於自願,並且本於愛國心與渴望參與戰時勞動之故,因此全文可說是一篇標準的愛國教育範本,目的為配合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需要,一方面加強皇民化運動,另一方面也藉此加速國民動員,替持續投入作戰找到很好的心理藉口。由於莎韻具有原住民此一特殊身分,因此殖民政府發現到此事為極佳之宣傳工具,於是便予以加油添醋,透過編入教材的方式來教導台灣人民,期望所有人民都能像莎韻一樣順從且樂於為殖民政府服務。原本莎韻乃為了服日常勞役而不得不擔負此一任務之事實則被抹去,代之以莎韻的「自願」,並以眾人因「體恤」而勸阻莎韻作為強化莎韻愛國情操的佐證,而最後則以長谷川總督之贈鐘作為結尾,期許讀者們能將莎韻的「義行」有如鐘聲般傳播於各地。不過有趣的是,全篇課文花了大部分的篇幅在描寫莎韻遇難的過程,尤其著重在當時氣候的惡劣,以及莎韻不顧危險堅持完成任務之毅力,如此一來便成就了莎韻艱苦卓絕的形象,這種服從長上,非完成任務不可之態度,可說是反映了傳統武士道的精神,論者也有謂,莎韻也代表著傳統日本婦女「純情 [16] 」形象,可說是標準的「大和撫子 [17] 」!

三、 鏡頭下的原住民及背後之意義

日本佔領台灣後,一部名為《台灣實況紹介》的電影,於一九○七年拍攝完成,除了介紹台灣風光、社會、文化外,也以重新扮演的方式拍攝日本警察征伐原住民的情況 [18] ,此片拍攝的目的在於宣揚殖民政府在台的政績,拍攝完成後於全台及日本各地放映,也曾在日本帝國議會中,作為簡報之用 [19] 。此後殖民政府便大量使用電影作為推行教化的工具,而鏡頭下的原住民,也呈現出接受殖民統治後,在生活、習俗方面接受日式風格的改變,在潛移默化中,使得觀賞過後的原住民們,產生「見賢思齊」的心態,學習模仿片中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逐漸擺脫過去舊有的習俗,達成日本教化的目的。

除了類似記錄片之外,殖民政府也鼓勵日人在台灣拍攝劇情片,包括莎韻之鐘在內,在台灣拍攝的劇情片中,與原住民有關的就有四部 [20] 。而除了莎韻之鐘外,另一部以原住民為主題,配合教化的目的並引起轟動的影片為《義人吳鳳》 [21] ,吳鳳的故事成為日本執行教化的又一正當藉口,關於吳鳳故事相關的討論,容後再述。

一九九四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與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合作,舉辦名為「原影展」的活動,內容為播放一系列關於世界各國原住民的影片,以文化交流方式企圖喚醒社會大眾對原住民議題的重視。而「莎韻之鐘」一片亦在播放名單之列,不過由於該片的拍攝地點並非莎韻的故鄉利有亨社,亦非莎韻遇難地之武塔社,而為距離遙遠的台中霧社,所以主辦單位安排於霧社部落播放該片,並邀請多名當初曾協助拍攝該片的當地原住民們一同欣賞。而此活動使得莎韻遇難事件再度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而各項報導大部分著重於對於電影「虛構性」的指正,指責日本殖民政府對該事件的扭曲,並將拍攝地點霧社所發生過的「霧社事件」與該片的製作聯想在一起,用以證明殖民者「撫蕃」與「懷柔教化」的政治意圖 [22] 。因此討論的主題圍繞在對該片與事實真相間所存在差距的批判,而非關注事件本身或莎韻其人,論者以為此片是一個標準的「政治神話」,經由對事件的重塑,企圖藉由影像的力量來形成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集體記憶。亦有論者如李力劭、鍾喬、羅頗誠等人,以片中若干片段為例,證明此片乃為殖民政府為了達成其宣傳目的,而對歷史真相極力的扭曲,因而成為政治神話而非歷史的記載 [23] 。不過溫浩邦則認為,此影展中對於莎韻事件的探討,以針對電影的批判為中心,從影片如何扭曲真相切入,進而引申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並將霧社事件與之連結,證明殖民政府如何無所不用其極的捏造事實,而忽略了對事件本身以及莎韻本人的探討,使得對於真相的追求反而少於對政治的批判,相當程度反映了再重新解釋莎韻事件中,所具有的當代性格 [24] 。

影展落幕後,主辦單位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一系列相關座談,在其中一場針對「莎韻之鐘」的座談中,與會者之一的瓦歷斯.尤幹(《獵人文化》雜誌發行人)提出三個影片中值得注意之處 [25] :

(一) 升旗典禮:在影片的開頭為利有亨社正在舉行升旗典禮,所有人立正對著冉冉上升的日本國旗行注目禮,象徵拍片時的一九四三年,「皇民化運動」已執行的相當徹底。

(二) 莎韻賣豬:由於應付戰時需求,殖民政府要求原住民養豬並賣給平地人,賣豬所得需繳納一半予當地駐在所(即現今之派出所)。而當時原住民缺乏對於金錢的觀念,因此殖民政府於各個部落與平地交接之處,都設有「交換所」使原住民可以金錢換取日常生活用品,以使其現代化。

(三) 農作:泰雅族部落本來過著游耕生活,為了便於控制與管理,殖民政府推動「植產計劃」,使原住民以定耕方式共同勞作,進行控制。

(四) 警察角色:在影片中,警察扮演了部落中的領導者,也身兼多職,不但擔負起警察的工作,也負責教育、訓練、調解等等。

而以上各點所共同反映出來的,則為泰雅族從過去與殖民政府的對抗,逐漸轉變為政府的附庸,甚至日後還組成了「高砂義勇隊」,協助殖民政府進行作戰 [26] 。不過在影片中也有不少小地方反映出,編劇者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而所下的心思,例如莎韻片中的好友,名字為「Mona」(此為全片中唯一以二音節泰雅語發音之對白),與霧社事件領袖莫那魯道同名,而當時泰雅族人也慣常以「Mona」稱呼莫那魯道。另外片中莎韻飼養一大群的鵝與羊,並且以羊奶餵養族中嬰幼兒,這被曾生活於當時的泰雅族長老們,指為相當不符合史實 [27] 。

不過有趣的是,這部片當初上映時,影片前先播放一段長度約五分鐘的原住民生活記錄片,片中忠實的記錄了當時泰雅族人的日常生活,使得全台灣及日本所有觀賞莎韻之鐘電影的人們,都能對泰雅族人的生活有著粗略的認識,也使得後世得以藉機了解過去族人們的生活概況,而放映此段記錄片的原始目的,究竟是為了純粹作該片之宣傳?還是為了介紹台灣原住民的生活?仍有待考證 [28] 。

肆、神話與愛國教育

  除了莎韻之鐘的故事外,在日據時期的台灣,殖民當局為了配合統治的需要,也創造出其他與之相類似的殖民神話,同樣以台灣人民作為主角,而其內容也大多讚揚其不凡的愛國情操,也趁機誇耀皇民化教育的成功,而這些神話,也大多收錄於當時的中小學教材中,以將忠君愛國的思想向下紮根,以下我們以兩個故事作為例證:

一、 國歌少年

日本國歌「君之代」(君が代)起源於西元一八八○年,日本海軍為了替明治天皇祝壽而譜寫的歌曲,而在一八八二年定為國歌 [29] 。而所謂的「國歌少年」,指的是生於一九二四年,苗栗一位農家子弟詹德坤。而其故事於一九四二年被編入小學國語課本中,因此廣為台灣及日本的小學生所熟知。

故事內容講述,昭和十年(西元一九三五年),當時小學三年級的詹德坤,起床後依照日本神道習俗,祭祀完天神後,正要呼喚家門外的父親共進早餐時,正巧遇上了發生於苗栗的一場大地震,地震使得身旁的建築物因而倒塌,將詹德坤壓成重傷。而送往治療所接受手術的詹德坤,儘管忍受著相當大的痛楚,但依然遵守著學校中的教誨,決不使用台語,而以日語與家人及醫生溝通,第二天被送往醫院的詹德坤,於病房中唱完君之代一曲後,即安詳的去世。

在詹德坤死後,為了紀念而塑造一尊銅像,立於當時他所就讀的公館公學校內,而當時的校長也譜寫紀念歌一首,以為紀念。詹德坤的事蹟與莎韻之鐘一樣,脫胎於真實事件,而造成他死亡的地震,則為發生在一九三五年四月的中部大地震,苗栗受創甚深,而根據詹德坤母親事後的描述,事實真相為:詹德坤臨終前,其就讀學校校長(即譜寫紀念歌的那位)前來病房探視,詹德坤在意識不清狀況下,突然起身唱起君之代一曲,唱到一半便失去意識而死亡 [30] 。

不過針對課文內容的描述,後世也有不少懷疑之聲,認為:事件發生當時,皇民化運動尚未展開,因此生長自苗栗農家並居住於文中所描述的「土角厝」的詹德坤,是否會依神道儀式,每天早上按時祭祀神明?殆有疑問。而在推行「國語運動」的當時,民間仍有不少家庭,私下仍以台語(或客家語)溝通,甚至連不少「國語家庭」也曾被檢舉過有私下講台語之情況 [31] ,所以詹德坤在接受醫療時,是否如課文中所述,無論如何「辭不達意」仍堅持以日語與家人及醫師溝通,也具有很大的疑問。

二、 原住民

由於原住民為抵抗日本殖民政府最激烈的族群,更由於「霧社事件」的發生,因此殖民政府一直以原住民作為其推動教化的核心對象,也不遺餘力的以各種文化上、生活上的方式,滲透入原住民族群中,企圖重新塑造全新的原住民文化,以利於其統治。就我們所熟知的幾項殖民神話中,與原住民有關的就有「莎韻之鐘」以及「義人吳鳳 [32] 」兩則故事,其中又以「義人吳鳳」流傳最為久遠,一直到國民政府遷台後,仍將之編入小學課本中,直到晚近,原住民意識抬頭,配合許多史料的陸續出土,發現其內容多有不實,在原住民族群強烈抗議後,始將此故事自小學教科書中刪去,但此事足可證明當年日人所編造的殖民神話,是如何成功地塑造了台灣人民的集體意識,對我們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學者羅頗誠引用Albert Memmi的說法,認為「殖民主人必須先摧毀再重塑殖民社會中的四項文化因素--宗教儀式、社群關係、歷史和語言 [33] 。」所以殖民政府也不斷藉由各種文化宣教方式,從以上四項文化因素切入,目的在於重塑其文化系統,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全新一套認知系統的建立(這種過程,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漸進式的洗腦。),推行皇民化運動,就是要求被殖民者放棄原先使用的語言,在改用殖民者的語言同時,也逐步建立了對殖民者的認同。在「國歌少年」的故事中,少年詹德坤堅持說日語的行為,就是一種對殖民者認同的表徵,而臨死前吟唱「君之代」,更是將對日本天皇的認同,轉化成對殖民政府的服從,因此如果我們將「國歌少年」改稱為「國語少年」,似乎也相當貼切。

而殖民政府對原住民的文化控制,主要可分為以下數個手段 [34] :

(一) 集體遷村

集體遷村的目的在於集中管理與監視,並且將原住民所擁有的土地收歸國有,使得原住民們失去的原有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方式。

(二) 改種稻米

殖民政府強迫原住民放棄原先小米的種植,改以稻米為之,理由是:吃稻米的人,比較不會造反;吃小米的人,特別會造反。

(三) 皇民化教育

從幼童開始推行一系列皇民化教育,以日語取代母語,養成聽見國歌及看到國旗就應立正的習慣、分配每戶人家種稻、養豬養鵝之任務、推行祭拜大麻與參拜神社等活動、改原住民姓氏為日本姓氏等等。而最後推動的「高砂義勇隊」更是此種教育發揮到極致的表現。

而原住民原本是利用口耳相傳方式進行文化傳承,在遇到了以文字書寫方式為主的日本民族後,經由巧妙地改寫方式,將「傳說」轉化為「史實」,把「神話」塑造為「記憶」,使得接受教育的人在毫不懷疑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些經過精心設計及變造過的資訊,達成了推行教化的目的。

因此不論是莎韻之鐘或者義人吳鳳的故事,都是接受此番變造後的精心傑作,而後世也毫無察覺地接受了這套資訊,並型塑了我們內心的價值與認知系統,如非學者們努力地挖掘史實,恐怕真相仍將埋藏於青山綠水之下,而我們也始終中了殖民政府的文化遺毒而渾然不知。

伍、 結語

   所謂歷史的多元性,是要我們除了能以多面向去觀察現象、進行認知外,還得費心去探查一切相關事實,方能還事件一個完整的面貌,而我們也方能以較為全面而不易出錯的角度去了解真相,形成完整的認知與價值體系。而本文中所舉之日本殖民神話,就是一連串經過精心設計變造而成的「劇本」,目的使我們均依照劇本中的指示,形成一套別人所設定的世界觀,進而產生信仰,增進認同,以滿足統治者的需要。而當我們重新檢視莎韻之鐘的真相及背後所隱含的「微言大義」時,才赫然驚覺到,原本單純一個意外事件,竟然會被巧手塑造成一個完美的宣教題材。一個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只會被炒作成「政府濫用人力,不顧其生命安全強迫勞動,因而致人於死」的新聞事件,竟會扭轉成宣揚政策的一篇八股文章,在真相陸續浮出檯面後,實在值得在三玩味。因此前文中所述及,國家電影資料館於針對「莎韻之鐘」一片所舉辦的座談會上,與會者無不砲聲隆隆地抨擊該片對於真相的扭曲,而多位學者也撰文批評日本殖民政府為了便於統治而將此不幸事件塑造為可歌可泣的殖民神話。然而這些批判某種程度是基於數十年來,國民政府對日本侵華一貫抱持的看法,多半含有濃厚的教條意味,也因此在批判的深度及廣度方面,較為欠缺。如果以當時台灣人民的角度來看,身為被剝削者,殖民者所塑造出的殖民神話,其實等於壓迫的象徵,神話中所描述的人民生活方式,無一不是與台灣人民原有的習俗相異,而是當時殖民政府強迫進行改造的「範本」,因此從這些神話中,隱含著無數台灣人民遭受壓迫的斑斑血淚!所以當被壓迫者起身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後,便無所不用其極的以各種方式將殖民者所代表的一切予以抹除,這也就是為何同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於二次大戰結束後迫不及待的將殖民者威權的代表-日本總督府進行拆除,並將過去日本殖民政府對韓國古王宮所進行的破壞予以修復,但在台灣卻很少看到類似情況,甚至國民政府遷台後,仍繼續使用過去的台灣總督府,作為執政中心,令人不解。

從藝術的角度看「莎韻之鐘」一片,片中堪稱成功的是相當程度反映了在皇民化教育下,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生活景況,也成功塑造了少女莎韻對國家、老師的崇拜與尊敬,莎韻的熱情也似乎感染了觀眾,使觀者在被莎韻的義行感動之餘,興起了一股見賢思齊的壯志。雖然因為部分情節的拖泥帶水,影響了全片的娛樂效果,但是又有多少類似的「宣教影片」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娛樂效果」呢?從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同樣從事文化政治宣傳,為何過去日本殖民時代的作為如此成功,台灣至今仍有不少人受當時宣傳所迷惑,無不大力讚揚美化過去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對曾經殘害過許多台灣同胞的日本產生強烈認同,而播遷來台後的國民黨,在數十年的黨國教育下,卻無法獲得日本所達到的成效?論者有謂,過去日據時期,殖民政府大力打擊異議份子,台灣同胞若有不服從者,幾乎殘殺殆盡,使得人民在寒蟬效應下,逐漸放棄了反抗的意志。而國民黨過去雖有長期的白色恐怖時期,但當時在美國的強力干預,以及執政者一定程度的自我克制下,許多名列「黑名單」者,不是順利逃往海外,要不就在牢獄中保存性命,而在海外者也不斷將反抗思想予以傳播,因此使得國民黨無法取得如日本殖民政府般的完全威權,而國民黨在宣傳方面,技巧也是遠不如殖民政府甚至共產黨,這也是為何其在抗戰勝利後,竟於短短四年內就不敵起初不成氣候的共產黨,倉皇撤退來台。而國民黨四十多年的「愛國教育」,產生最深刻的影響,反而是塑造出一股「反共」進而「恐共」的心態,更在具有台獨意識者的操弄下,反倒成了現今執政者的一項利器,令人哭笑不得。

我們若從史實的角度來看此片,除了可以發現殖民政府是如何扭曲事實,重建歷史外,對於日後在接收類似資訊、進行價值判斷時,更給予我們不少啟示,不能僅從單方面來觀察一個事件,尤其是經由某些特定團體或個人所提供的一系列相關資訊,這些資訊都某種程度經由了特定的篩選而成,而這些篩選往往就除去了許多幫助我們得以完整評價此事的資訊,因此我們必須以全方位的角度,廣泛收集各方資訊作為處理的基本原則,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免於被他人玩弄於掌心而不自覺。這值得身在現今多元價值衝突社會的我們,所應再三警惕的。

《參考書目》

一、書籍

周婉窈(民93),《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刊

田玉文整理(民83),〈鐘響五十年-從莎韻之鐘談影像中的原住民〉,《電影欣賞》,第12卷第3期,頁15-22。

李道明(民83),〈近一百年來臺灣電影及電視對臺灣原住民的呈現〉,《電影欣賞》,第12卷第3期,頁55-64。

李力劭(民83),〈沙鴦之鐘:影像的記憶與失憶〉,《電影欣賞》,第12卷第3期,頁40-43。

陳昭順整理(民83),〈莎韻之鐘的迷思-揭開一段被塵封的原住民歷史〉,歷史月刊》,第79期,頁108-114。

郭明正(民83),〈影片中的虛像與歷史真相-沙鴦之鐘〉,《電影欣賞》,第12卷第3期,頁36-39。

羅頗誠(民83),〈沙鴦之鐘的殖民情境〉,《電影欣賞》,第12卷第3期,頁44-47。

三、 論文

溫浩邦(民84),《歷史的流變與多聲—「義人吳鳳」與「莎韻之鐘」的人類學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 附錄》

君之代歌詞全文:

君が代,

千代に八千代に,

さざれ石の,

いはほとなりて,

こけのむすまで

中文漢譯:

君之華年,

千代、八千代,

小哉石兮,

茁然成巖,

苔生方亟

亦有譯為:

吾皇盛世兮,

千秋萬代,

砂礫成巖兮,

遍生青苔,

長治久安兮,

國富民泰 [35]

《注釋》

[1] 亦有稱為「莎勇」(周婉窈)、「沙鴦」(田玉文等)者,由於其原住民拼音近似「Sayun Hayun」,而當時日本以片假名「サヨン」稱呼,本文根據宜蘭縣政府所興建之「莎韻橋」、「莎韻紀念公園」之定名,統一稱呼為「莎韻」。

[2] 警手為當時山地警察階級中最低的一級,經常兼任當地教育所之教職,因此後世多半指田北為莎韻之教師。

[3] 青年團為針對小學畢業生之公民教育而設立,戰時亦具有動員之功能(周婉窈,民93,頁14)。

[4] 溫浩邦,民84,頁88。

[5] 同前引書,頁89。

[6] 周婉窈,頁15。

[7] 溫浩邦,頁91。

[8] 同前註。

[9] 同前註。

[10] 同前註,頁93。

[11] 同前註,頁94。

[12] 同前註,頁96。

[13] 紅極一時之日本影星,日文名字為山口淑子,相傳其具有中國血統,但根據資料顯示,其本人一再表示其雙親皆為日人,並不具有中國血統,參見周婉窈,頁25,注釋23。

[14] 《初等國語科》卷五第十七課〈サヨンの鐘〉,參見周婉窈,頁24,注釋22。

[15] 改寫自〈サヨンの鐘〉之課文,此文之中譯乃參考自周婉窈,頁27-31。

[16] 在日文中有兩種涵義,一為形容男女間純粹的愛情,另一則為形容女子心性的單純,可以為了親人、國家作出任何犧牲。參見周婉窈,頁16。

[17] 日本女性的美稱,意指有如撫子花般堅忍卓絕的女性。參見周婉窈,頁17。

[18] 參照李道明,頁55。

[19] 同前註。

[20] 同前註,頁56-57。

[21] 同前註,頁57。

[22] 溫浩邦,頁118-119。

[23] 李力劭認為:「把一個純情少女犧牲的故事與慘烈抗暴地點整合在一塊,實具有強烈的政治用意。」;鍾喬認為:「影片結尾的部分,扮演沙鴦的李香蘭在豪雨中為私戀的師長送行。」;羅頗誠認為:「片中,沙鴦答應小孩要買手套,好讓他們玩棒球」等片段,都足以證明事實真相已受到刻意的扭曲。參見溫浩邦,頁120。

[24] 參考溫浩邦,頁121。

[25] 參考田玉文整理,頁17-18。

[26] 同上註。

[27] 上述幾個小地方,參考郭明正,頁39;羅頗誠,頁46。

[28] 參考李道明,頁56。

[29] 周婉窈,頁1。

[30] 關於「國歌少年」的故事,參考於周婉窈,頁1-12。

[31] 同前註。

[32] 「義人吳鳳」故事中,吳鳳為漢人與居住於現今阿里山地區的原住民之間溝通的橋樑,時常擔負起排解糾紛,增進溝通的角色,廣受雙方信任。吳鳳為了革除原住民獵人頭獻祭的習俗,乃殺身成仁,事後得知犧牲者為吳鳳之原住民們,在悲痛之餘有感吳鳳的義行,決定取消獵人頭之習俗,成就與漢人間的和諧相處。根據後世考據,確有吳鳳其人,但其並非如故事中般廣受原住民愛戴,反而時常協助漢人壓迫原住民,因而原住民起而反抗,殺害吳鳳。日本政府為了推行教化,革除原住民一些被認為是「不良」的習俗,因而變造吳鳳的故事,使其推行教化取得很好的藉口及支持。

[33] 羅頗誠,頁44。

[34] 參考自田玉文,頁18-19;陳昭順,頁109-110。

[35] 日文歌詞全文及漢譯部分,參見周婉窈,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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